“動態競爭”不應成為懈怠規制超級平臺的借口!

(本文來源于網絡)

香蕉视频app网址互聯網上也沒有新鮮事。2020年疫情期間的微信封禁飛書事件,已儼然變成另外一起在引發幾番爭論后,再次偃旗息鼓的互聯網反壟斷議題。從“3Q大戰”到“頭騰大戰”,近年來我國的互聯網反壟斷事件總是殊途同歸:先是一些超級互聯網平臺的不當措施引發公眾關注,隨即便是各方力量下場討論,贊同規制與反對規制的聲音一樣多、一樣大,爾后,在經歷幾番唇槍舌劍后,事件不了了之,反壟斷執法未開啟,或開啟后終止調查,相關訴訟通常也落得原告撤訴或敗訴的結果。互聯網反壟斷工作于近年來一直未得根本性突破。

香蕉视频app网址在反對規制互聯網超級平臺的諸多聲音中,一直存在一個關鍵詞:動態競爭。“動態競爭”的內涵經常與熊彼特所主張的“創造性毀滅”相關聯。亦即,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并非僅是靜態市場結構的變化,而是由創新所導致的新商品、新渠道、新技術“毀滅”了既有競爭秩序的結果。恰如熊彼特所言,“真正的競爭不是來自同樣商店數目的增加,而是來自百貨商店、連鎖店、郵寄購買點和超市。”換言之,更高級別的競爭應當是通過技術創新、商業模式改革等實現的“迭代”式競爭、“彎道超車”式競爭,而非僅僅是靜態競爭格局的結構性變化。

香蕉视频app网址動態競爭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尤其具有說服力。“原生”狀態的互聯網是一個虛擬的、信息溝通和交易成本極低的競爭環境,它為技術創新提供了一個天然的“孵化器”。在這種市場競爭格局中,壟斷者的地位既因為自身創新而輕易獲得,同時也隨時可能因為競爭對手的迭代創新而轉瞬即逝,互聯網上的市場支配地位呈現出一個短暫的、不確定性的狀態。在這一背景下,輕易以反壟斷的名義要求互聯網平臺企業對競爭對手開放設施,將有可能造成對市場的過度管制,侵襲互聯網創新應有的剩余價值。

在此次微信封禁飛書事件中,即有觀點認為,如果片面禁止企業對此類利用自身流量池進行“搭便車”推廣的行為予以反制,將會造成《反壟斷法》“強制企業幫助競爭對手成長”的情形。表面上看來,這種做法是有利于靜態競爭的——它壓制了微信的壟斷地位,為其他企業進入市場降低了成本;但長遠來看,這又可能損害互聯網的動態競爭,因為它會損害經營者的創新動力,也會使反壟斷執法滑落到“保護競爭者”的境地。

香蕉视频app网址在反對規制互聯網超級平臺的相關論述中,動態競爭儼然已成為一個足夠典型的“話術”:它以下一個世代的遠期競爭利益為“盾”來抗拒對當下超級平臺進行規制的“矛”。而這一邏輯表面上看來也符合我們對互聯網競爭的感官印象:要知道,僅在短短十年前,支配中國社交網絡的還是知名的新浪微博,而如今,這一巨型平臺卻早已被騰訊微信所取代并超越,這一動態競爭的過程顯然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非反壟斷或其他政府干預所能預測的。換言之,通過主張動態競爭來反對規制超級平臺的論者其實是在“兜售”一種對未來的心理恐懼:嚴苛的反壟斷執法有可能令我們喪失未來在互聯網領域的創新優勢。

“動態競爭”不應成為懈怠規制超級平臺的借口!-天使學社

香蕉视频app网址規制超級平臺妨礙動態競爭嗎?

動態競爭在當下互聯網反壟斷政策的相關討論中,是具備一定話語權和說服力的。筆者本人亦贊同,基于保護動態競爭的考慮,互聯網反壟斷確實不可“用力過猛”。但是,僅以動態競爭為由,為一些超級平臺實施的壟斷行為過分背書,導致互聯網反壟斷遲遲不作為,并不理性。

香蕉视频app网址首先,互聯網動態競爭所帶來的迭代效果通常發生于競爭“窗口”關閉前的產業發展早期,而遠非如今互聯網的競爭業態。任何一個產業或交易模式的發展過程都是有其周期的,表面上看來,互聯網加速了技術迭代的過程,從而使動態競爭的頻率提高了,但事實上,伴隨著數據競爭的發展進程,這一現象自身也呈現出暫緩的規律。依托于大數據技術的支撐,如今的互聯網競爭實際上是一個對用戶數據不斷打包、匯總和利用的過程,互聯網對用戶產生的“鎖定效應”實際上更強了。在數據所營造的共生關系下,用戶對互聯網產品的轉換成本極高,在位壟斷者實際上越來越易于穩固和疊加其競爭優勢;相較相關市場的先到者,后來者具有難以逾越的劣勢。一旦一類互聯網產品經歷過短暫的蠻荒生長期后,“窗口”悄然關閉,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難度就會陡然提升。在位壟斷者還可以利用其數據優勢,輕易地將這種競爭優勢傳導至其他關聯領域,實現“贏者通吃”。在如今的競爭環境下,互聯網創新早已不是意圖實現“彎道超車”的時代,而是變得異常投機和保守:近幾年來,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寡頭壟斷格局已漸趨成型,新的互聯網產品要么選擇短期“套現”后退市,要么則選擇被在位寡頭企業所收購,成為既有壟斷格局中的一環。互聯網競爭早已不像十年前那么“動態”了。

其次,動態競爭漠視了在規制超級平臺的討論中,除《反壟斷法》以外其他法律發揮作用的空間,尤其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政府和法律對企業施加的各類干預措施中,促進競爭僅僅是衡量標準之一,而非全部。一些即便被公認為有利于競爭的市場行為,如果難容于法律有關公共福祉、消費者保護等的目標定位,也顯然應當展開審查。在這類問題的討論中,動態競爭經常蛻變為一種掩蓋其他問題的“遮羞布”,從而阻礙了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代表的其他法律制度在規制超級平臺問題上應有的空間。比如,一些平臺企業會對搜索結果設計不同的權重與排位,以實現優先推廣的目的,此類行為是否有礙競爭其實是存疑的;但是,如果平臺未對其推廣的內容進行基本的信息披露,則顯然侵害了用戶的消費者自主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此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就理應先于《反壟斷法》實施,要求經營者更正或調適相關行為。在“頭騰大戰”相關事件中,甚至一度出現了頭條系的互聯網產品在微信系統內無法進行朋友圈轉發的情形,后退一步,即便這些封禁措施可能有利于競爭,但在一款以信息交流為核心用戶體驗的社交網絡平臺中,這類行為不是直接侵犯消費者的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嗎?如果以有利于動態競爭效率為借口,就可以公然忽視互聯網領域有關消費者保護、公共利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其他利益訴求,這種“效率”顯然也是一個壞效率,不應當被公共政策所庇佑。對待超級平臺,理應施加更多的公共控制。

動態競爭確實有助于提醒我們對互聯網平臺企業謹慎規制,但并非不規制,更非消極放任。在互聯網寡頭壟斷格局已逐漸形成的當下,以微信為代表的超級平臺得以通過成本極低的方式不斷穩固、疊加市場支配地位,儼然已經成為一個各類經營者接入互聯網競爭環境的“必要設施”。在新冠疫情期間,微信更是發揮了追蹤用戶健康信息、釋放“消費券”等公共性作用,與其說它是一款單純的互聯網產品,毋寧說微信在當下的競爭格局中發揮著與工業經濟時代的公路、機場相類似的“基建”性質的作用。這便意味著,微信類超級平臺的市場行為具有更強的外部性,也便理應受到更多的公共控制。此時,動態競爭僅僅是規制平臺時的考量因素之一,而非全部。有關社會公共福祉、互聯網信息安全、消費者福利等,都應當成為設置規制措施時的重要權重。

當然,為了防止筆者的上述論調成為過分限制平臺企業競爭手段的理據,筆者有必要對上述主張做兩點補充說明:

其一,筆者主張對平臺行為施加更多的公共控制,這主要局限于以BAT為代表的“超級平臺”,而非全部。在互聯網環境下,企業對平臺內實施的限制措施通常具有競爭的兩面性,其在限制平臺內縱向競爭的同時,通常還會有利于平臺之間的橫向競爭,此類行為并無必要全部予以禁止。只有當平臺的裝機比率足夠高、排他性足夠強、控制的數據基數足夠大,以至于為消費者和競爭對手制造了高壁壘的轉換成本時,對其行為施加更多的公共控制才是必要的。此時,平臺占據多高比例的市場份額反而是不重要的,而是要看它在互聯網用戶群體中是否成為“默認”使用的平臺,以至于拒絕該平臺是不可能的,或起碼是不現實的。舉例而言,如果互聯網上八成以上的用戶都通過百度檢索數據,以至于用戶的這種使用慣性短期內無法打破時,對百度搜索引擎的算法透明度和信息可靠性施加更多的控制,就顯然具有更高的正當性。

香蕉视频app网址其二,規制超級平臺并非強制要求其對所有競爭對手開放設施,而是應當平衡正當的商業理由、消費者利益、社會公益以及市場競爭效果。在互聯網反壟斷的相關討論中,一直有學者擔憂,規制超級平臺會造成強制企業向競爭對手開放的情形,這有悖市場自由交易原則。強制開放平臺確實有規制手段“用力過猛”的嫌疑,但這并不妨礙要求平臺在平衡各項考量的前提下,實施除封禁以外的其他“折中”型策略。以微信為例,如果實施封禁的對象有信息安全性方面的隱憂(如微信針對各類謠言信息的封禁措施),或者被封禁平臺率先實施了針對微信的封禁策略(微信與淘寶的糾紛即屬此類),這類措施便符合正當商業理由或消費者利益保護的考量,便是合法的;如果直接在微信中打開其他平臺的鏈接有幫助其“搭便車”和不利于信息安全的考量,那么相比直接封禁,允許通過“在瀏覽器打開”的方式予以跳轉信息,便更符合用戶的利益需求。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便是:在當前的互聯網環境下,超級平臺就類似于一個控制著競爭渠道的橋梁,法律無需禁止橋梁的控制者對競爭對手設置“檢查點”或“收費站”,但橋梁的控制者無權力直接禁止通行。

 


天使學社 » “動態競爭”不應成為懈怠規制超級平臺的借口!

提供最優質的資源集合

立即查看 了解詳情